抗争政治：蒂利理解欧洲国家的线索_中国政治学

　　【核心提示】蒂利把以前对集体行动、社会行动和革命“各自为政”式的研究统一纳入一个框架内，打破了人为设置的学科藩篱；并且在揭示抗争政治的经济社会根源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引入了引发政治抗争的政治因素。

　　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的查尔斯·蒂利一生著作颇丰，对包括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他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开创了运用过程与机制理论研究抗争政治的先河，更在于开辟了将抗争政治、民族国家与政治民主联系起来的研究新路。

　　抗争政治的机制与过程

　　上世纪末，蒂利、麦克亚当与塔罗等人提出了“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概念，随后精心建构起了系统化的抗争政治理论。《抗争的动力》、《抗争政治》、《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社会运动，1768—2004》与《民主》等均是该理论的核心代表作。

　　蒂利认为，抗争是主体、客体与要求的联系纽带，抗争政治则是抗争、集体行动和政治的结合。通过扩大概念外延，蒂利把以前对集体行动、社会行动和革命“各自为政”式的研究统一纳入一个框架内，超越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边界，打破了人为设置的学科藩篱；并且在揭示抗争政治的经济社会根源的基础上，蒂利开创性地引入了引发政治抗争的政治因素。由此，蒂利为抗争政治方法设定了宏伟的目标，即探寻抗争政治背后相似的因果关系。通过分析不同国家、不同时段、不同形式的政治抗争，揭示左右政治抗争的关键机制与过程。

　　抗争政治最重要的核心变量是政治机遇结构，即诸多推进或阻碍抗争政治发生的政权与制度特征及其变化。如民族国家的形成、政权的民主程度、国家能力的强弱、精英的分合以及具体的战略与策略等因素的变化与组合，对抗争政治的主体及其要求、形式、发生、发展与结果都会产生天壤之别的影响。蒂利认为，抗争政治反过来也形塑了这些因素。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突显了抗争政治理论的动态分析特征。

　　抗争手法是抗争政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指人们为了获取利益结成社会行动的方法。在其早年的著作中，蒂利区分了三类集体行动：流行于16世纪的竞争性抗争、主导17、18世纪的反应性抗争和19、20世纪成为常态的主动性抗争。这三类抗争方法从根本上可划分为传统抗议手法和现代抗议手法，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抗争方法均可归为传统抗议手法，如抢粮、暴乱等。民族国家的形成、工业化、城市化与议会的发展促成了抗议手法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典型的现代抗议手法有请愿、游行与罢工等。

　　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战争与强制

　　抗争政治理论强调导致政治抗争的过程和机制的研究方法，对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研究同样遵循了这一方法。著名的“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的命题是蒂利有关欧洲国家形成机制与过程的高度概括。

　　在蒂利看来，军事制度与战争形态两者的变革引发了欧洲政治实体形式的变迁。根据他的划分，自公元990年以来，欧洲历史可以划分为世袭制、经纪人、民族化以及专门化四个阶段，分别存在着迥异的军事制度。世袭制下，战争的中流砥柱是家臣、民兵以及类似的私人军事力量，土广民多的封建君主掌握着欧洲政治的主动权。经纪人阶段开始，雇佣军逐渐成为欧洲战争的绝对主力，经济繁荣、财大气粗的城邦国家在战争中极具优势。进入民族化阶段（特别是1700年至1850年），常备军战争慢慢成为欧洲战争的主要形态，具有较强汲取能力的民族国家在战争中胜出，并成为主流。

　　蒂利分析，在世袭制阶段，君主大多从自己所控土地和人口中以贡赋、租金和收费等方式汲取所需。经纪人阶段，节节攀升的各项开支迫使统治者开始从企业管理和税赋中“集资”。进入民族化阶段和专门化阶段后，各类开支致使前述“集资”方式仍不能满足所求。为此，统治者设立征税机构、财政机构与警察部门等组织向地方逐步渗透，直接向所辖人口汲取资源。此外，为激发军队战斗意志、瓦解民众对国家向社会渗透的抵制，统治者竭尽所能地提高本土民众的文化同质性，民族主义由此应运而生。民众逐渐形成超然性认同，开始服从统一的政治权威。1850年之后，政府加快了平民化趋势，国家活动日渐扩展，承担了许多原本不存在的分配、补偿以及裁决等职能。至此，民族国家的骨架与血肉最终成形。

　　蒂利还将强制与资本发育程度的差异与战争的线索相结合，以解释欧洲各国国家形态的差异。据此，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轨迹分为三类：城市稀少、资源匮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的地区，国家形成遵循的是强制密集型轨迹。统治者唯有依靠强制力量汲取资源，蒂利认为最佳样本是俄罗斯。城市密集、资本丰裕、资本家实力不可小觑的地区，遵循的是资本密集的国家形成轨迹，最佳代表是威尼斯。而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则是资本化强制的轨迹，其最好范例是英国。蒂利认为，较之于自然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成”，在后来的殖民化与反殖民化浪潮中或主动或被动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也可以适用战争与强制和资本相结合的机制来解释。

　　民主：抗争政治与欧洲民族国家互动的意外结晶

　　晚年，蒂利提出了民主是抗争政治意外结晶的命题。这一命题必须置于抗争政治和国家构建的机制与过程理论框架之内来理解，理解的钥匙是强制、资本与承诺的不同组合。这些组合方式的差异不仅促成了欧洲各国形成大相径庭的政体，而且规制了其变迁的方向。

　　蒂利认为，以往从宪法、实质与程序等角度定义民主均有缺陷，主张从国家与公民的动态关系中阐释民主的含义。如果国家行为与公民表达的要求一致，则该政权就是民主的。这种一致性包含了广泛性、平等、保护和相互制约的协商四个要素。信任网络融入公共政治的程度、类属不平等与公共政治的隔绝度以及自治权力中心数量的增减则构成了评价民主化程度的三项具体指标。通过研究导致该评价指标反复出现因果机制和过程，发现民主化只是抗争政治的意外结晶，其间并没有多少参与者自觉地以建立民主制度为目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抗争均会带来民主，民主的实现还源于抗争过程的特定机制。

　　以英国民主化的历程为例。圈地运动、海外贸易、两次工业革命以及海外殖民致使英国的商业化、工业化飞速向前推进，工业城市迅速崛起导致资本化的出现，资本化扩大了商人和金融资本家的政治影响力。这些暴发户为实现、保障和促进自身利益，加快了增长利益的步伐。而为应对延续数世纪的战争，英国君主被迫必须源源不断地汲取资源，这必然遭到强势阶级的抵制。君主被迫妥协，让权于议会。英国最终出现了蒂利所言的“议会化”，议会成为权力的中心。

　　工业化和城市化催生了无产阶级。早期恶劣的工作条件、亟待改善的生活状况、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焦虑与不安，使得工人纷纷启用抗争政治维权。1830年代后期，《议会改革法》和《新济贫法》所引发的社会运动，最终汇流成“宪章运动”。工人阶级争取权利的抗争强烈刺激了当时各个社会阶层，最终促成政府于1938年5月颁布《人民宪章》。由此，英国的民主在抗争政治与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互动中意外地产生了。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